它躺在我掌心里，比手机还小一圈，封面是褪色的靛蓝，几笔勾出的山峦轮廓，正中央三个繁体字：山海經，边缘的书页已经发毛,像老人泛白的鬓角。
这是我的第一本《山海经》，六岁那年，祖父从旧书摊淘来的，那时候，祖父的诊所在小镇的尽头，青砖灰瓦，门口种着一棵歪脖子枣树，而我，总是在夏日的午后，坐在诊所的竹椅上,翻着这本巴掌大的书。
“这是九尾狐，这是人面鸟，”祖父指着那些古拙的线条，”这些都是山里的神仙。”
“山里有神仙吗？”我仰头问他。
“当然有。”祖父拨弄着药柜上的铜秤，“每一座山都有。”他不算严格意义上的中医，更像是一个采药的野郎中，他的药方里，有些稀奇古怪的东西：霜打过的桑叶、三年陈的陈皮、采自悬崖上的石苇，每次他采药回来，就会在口袋里掏出这本《山海经》，对照着上面的山形水势。“神农尝百草，其实就是读这本书。”他说，“山有山的脾气，水有水的性格，认识了山水，也就认识了药。”
六岁那年，我只认得图，九尾狐、人面鸟、独脚的夔牛，这些我都能在图画上找到，但祖父说，真正的《山海经》不是看图的，是读气的。“你看这座山，在书上叫青丘山，在咱们这儿叫卧虎岭，名字不同，可是山里的气是一样的。”他会指着远山，然后翻开这本小书，“一样的草，长在不同的山上，性子就不一样，就像人，生在江南和生在塞北，脾气能一样吗？”
十一岁那年，我开始认字，蝇头小楷，竖排繁体，有的字已经糊了，可奇怪的是，每一页都能看得很真切，那些字迹清晰的地方，就像刚写上去的，祖父说，这本书有三百多年了，是明代嘉靖年间的刻本，我一直不信，因为它太轻了，轻得不像一本老书，可是祖父去世那年，我翻到他留下的一叠采药笔记，里面有一页写道：“口袋本子不能松，一松就散了气。”
祖父在的时候，总喜欢在口袋里揣着这本书，我去找他，他会神秘地掏出来，翻开某一页：“今天咱们去寻这一座山。”然后我们就会在小镇的周围找一座相似的山，从来找不，他说，“真正的山不在眼前，在书里。”
六岁那年，我坐在诊所的竹椅上，看着祖父在一株银翘上比划，十岁那年，祖父的诊所在风雨中倒塌，十几年前，课本里的景色和祖父的想象慢慢重叠，十八岁那年，我离开了小镇，祖父送我到村口，从口袋里掏出那本已经被翻得书页散落的《山海经》，“带着吧，忘了山的时候翻翻。”
祖父是在我二十五岁那年离世的，我赶回去的时候，他的药箱还在，里面的药已经干了，他的口袋本子放在枕边，翻开的那一页是南山经之首，我在那页上看到一行字，是祖父的笔迹：“南山之首，名曰鹊山，吾村之南山，原名鹊山。”原来，祖父早就找到了那座真正的山，就在我们村的南边,就是他一直采药的那座山。
这本《山海经》还是躺在我口袋里，比手机轻，却比整个世界重，地铁上、午休时、睡不着的时候，我会翻出来，随便翻开一页：有鸟焉，其状如鸡，五采而文，名曰凤皇，凤凰在书中是真实的存在，不像现实里，只是一个传说，我还记得祖父说过：”这书其实就是一部宇宙，山是人的骨，水是人的血，那些神怪是人的七情六欲，读了这书，就读懂了自己。”
有了口袋本，世界就有了入口，地铁上翻到北山经，看看那座叫“少咸之山”的地方，说是“无草木，多青碧”，我就会想，这是哪儿？是不是我现在所在的城市？没有草木，只有高楼，青碧色的玻璃幕墙，祖父若在，一定会指着某个写字楼说，这是“无草木”的现代版本。
有一次，我翻到《大荒东经》，看到一个条目：有小人国，名曰靖人，我忽然想到祖父说的“口袋本不能松，一松就散了气”，也许，那些消失的传说，那些忘记的句子，就像散了气的小人国，只有口袋本能够留住它们，六岁那年，祖父说这本书可以放进任何口袋，十六岁那年，我发现这本书记得任何地，二十六岁的今天，我想起祖父的话：口袋本子，是为了走路方便，走累了，掏出来翻一页,就记得自己是谁了。
祖父离世前三天，我在他的诊所废墟里捡到一页纸，是《山海经》的某一页，纸已经黄了，字也糊了，我把它放在口袋里，带着它走了许多地方，有时候觉得很重，有时候觉得没它在，口袋就会空得发慌，因为它在地铁上可以翻，在咖啡馆里可以翻，在任何陌生的地方都可以翻，祖母说祖父是疯子，因为我正对着手中的小书发呆，旁边的人说我奇怪,但我才不在乎。
因为真正的山海经，从来不在图书馆里，它在口袋里,在每个想出走又不想离开的人心里。